三

儒家道德在叙事中的表现，还体现在小说人物的道德行为上，人物道德行为的变化，多少可折射出儒家道德的变化。这可以大致按照小说史的顺序从以下两个层面加以展开。



其一，从外在道德规范到内在道德欲求。这主要是就古代小说中的人物对道德的自觉程度而言，古代小说中的人物往往是被动地适应儒家道德的要求，对人物而言，儒家道德首先是一种外在的道德规范，这突出表现在有些人物一开始有意反叛儒家道德规范的要求，但最终又不得不屈服。唐传奇《李娃传》中的崔生就表现出这种情形。崔生起初不顾一般书生的功名理想，迷恋李娃的美色，被老鸨和李娃骗光了钱财，只得靠唱挽歌为生，被父亲荥阳公打得晕死过去。后来，在李娃的悉心照料下，崔生身体复原，参加了科举，“名第一”，最后，父子相认，崔生和李娃完婚。对崔生而言，儒家道德便是一种外在的规范和要求。崔生为美色而荒废功名，显然是将儒家道德对读书人的科举要求置之脑后。在重视门第的荥阳公看来，这显然是“污辱吾门”，讲究门第是士族的要求，是儒家道德在一定历史时期的独特表现。崔生污辱了自己的门第，正说明他违背了儒家道德。但后来，他仍然不得不走科举之路，不得不遵从儒家道德对读书人的要求，以此赢得父子团圆、夫妻美满。崔生开始的违背儒家道德，最终的不得不遵从儒家道德说明儒家道德对他而言，并不是他内心深处的渴望，而是外在的规范要求。

至《西游记》、《金瓶梅》以后，外在于人物的道德规范开始转为人物自觉的内在追求。《西游记》从正面说明了人物进行道德追求的艰难性，《金瓶梅》则从反面说明忽视道德追求的危害性。孙悟空一个筋斗能翻十万八千里，完全可以背着唐僧翻个筋斗就到了西天，但这样到达西天肯定取不了真经。因为取经途中的种种磨难其实是对人意志的考验，对孙悟空这个曾经大闹天宫的“魔头”来说，这种考验更多的是一种主体自身的道德内省和价值追求。只有历经磨难，孙悟空的道德境界才能提升，他的价值追求才有所寄托。他刚跟从唐僧时，动辄就和唐僧闹别扭，甚至要打杀唐僧，在唐僧紧箍咒的威力下才收敛起来，这说明孙悟空一开始并不是诚心诚意地保唐僧去取经，他的道德境界还没有到这个程度。后来，在重重磨难之后，孙悟空成了取经的主将，一方面对唐僧忠心不二，本来无法无天的孙悟空在取经的过程中知道了服侍师傅，这多少可以认为是尽了儒家的孝道：另一方面取经本身也成为他自己的价值追求，所以每当八戒在逆境中想散伙的时候，即使唐僧不在，悟空也会呵斥八戒的。如果说，当初孙悟空答应保护唐僧是为了脱困，对唐僧行弟子之礼还是一种权宜、一种被动、一种外在的道德规范对他的约束的话，经过取经过程中的多次洗礼，这种权宜已变成自觉，被动已变成主动，外在的道德规范已变成内在的道德要求。《金瓶梅》中的西门庆则自觉地背叛儒家的道德纲常。西门庆在买卖上精明，在官场上善于钻营，在日常生活中更是寻花问柳，终欲无度，十足的一个“恶棍”，在这样的“恶棍”看来，儒家“修身”的道德观念根本不值一提。他不仅不主动追求道德以提高自我修养，而且还竭力摆脱既有道德规范对他的束缚，他为所欲为，最终因为终欲过度，一命呜呼。显然，正是由于西门庆竭力拒斥自我道德追求，使得他在道德败坏的同时，丧失了自己的生命，这从反面说明了人物内在道德追求的重要性。

其二，从政治价值取向到终极关怀。如果说从外在道德规范到内在道德欲求是侧重于人物对道德自觉程度而言的，从政治价值取向到终极关怀则是侧重于人物对道德的理解而言的；如果说从外在道德规范到内在道德欲求主要是就古代小说中的人物而言的，从政治价值取向到终极关怀则主要是就现当代小说中的人物而言的。政治与道德，本来是两回事，但儒家道德和社会伦理紧紧联系在一起。就儒家思想的伦理结构而言，“仁”和“礼”是两个重要的层面：“‘仁’是个体心性道德修养，‘礼’是社会伦理道德纲常”，儒家圣人“孔子把‘礼’所具有的那种属于人性的道德自觉赋予了每个人，并把这种道德自觉作为全部生活的基础”，使个人的道德修养和社会的政治伦理之间产生了密切的联系，在漫长的封建社会中，儒家道德很大程度上是由国家政权强制执行的。所以，在很大程度上，小说人物的政治价值追求就是人物对道德理解问题，当将道德主要理解为政治伦理或社会秩序时，人物的道德行为也就具有了政治内涵。现当代小说中人物往往带有强烈的政治价值取向。郁达夫《沉沦》的主人公在私人生活上谈不上什么道德高尚，甚至可以说有一些阴暗心理，道德水准比较低下，但这一切又反衬出主人公在大是大非问题上的立场坚定，由于他希望祖国强大，在异国他乡才感到孤独苦闷，从而沉沦。沉沦的主人公虽然个人道德水平并不高，但并不让人反感，反而让人同情，根本的原因就在于主人公的主要价值取向是政治价值而不是个人道德。《青春之歌》中的林道静、《李自成》中的李自成、《红旗谱》中的朱老忠等人物，他们主要的价值取向也是政治价值取向。知道新时期，王蒙《布礼》的主人公钟亦诚仍然如此。他对党既忠亦诚，但由于一首小诗，他被打成“右派”，他很惶惑，自己对党赤胆忠心，党却说自己有错误，他实在不明白，但是把他打成“右派”的也是党，自己既然对党忠诚，就不应该怀疑党，为此，他痛苦万分。钟亦诚痛苦挣扎在自己的道德良心和社会政治之间，占主导地位的仍然是社会政治这一方面。

不过，儒家道德也为小说人物的终极关怀留下了地盘。在儒家思想的理论结构中，除了“仁”和“礼”之外，还有“命”这一层。命，即孔子所说的“天命”，孔子说：“不知命，无以为君子”，又说：“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显然，“知天命”是君子之所以为君子的条件，而且是一个人在长期的学习和生活积累的基础上产生的“一种对决定人生命运的那种客观必然性的觉悟”。传统儒家的这种“天命”观，在新的历史时期得到新的诠释。牟宗三认为，传统儒家这种具有根源性的“天”可以解释为具有宗教义蕴的“内在超越”：“天道高高在上，有超越的意义，天道贯注于人身之时，有内在于人而为人性，这时天道又是内在的，天道既超越又内在，此时可谓兼具宗教与道德的意味，宗教重超越义，而道德重内在义。”所谓道德和宗教只是则重点不同而已，这就将儒家的“天命”和宗教联系起来，而宗教的本质是一种“终极关怀”，因此，儒家的道德学说和人的终极关怀就有了联系。在当代小说中，有些人物体现的便是这种“终极关怀”。王安忆《小鲍庄》中的捞渣（鲍仁平）是个“少年英雄”，他天生有一副“仁义”的心肠，对小伙伴，对大人，他都“和和气气”，尤其是他宁愿自己少吃点也要供养鲍五爷，而且还从精神上开导鲍五爷，最后在突发大水淹没全村时，他为了让鲍五爷先上树，自己死在了大柳树下，用小说中的话说是“行了大仁义”。小说中小鲍庄的捞渣是儒家原始圣人大禹的后代，捞渣的仁义似乎是他从先民那里自然而然继续下来的美德，他自己以这种美德为当然的做人原则，这样，捞渣就成了“以‘仁义’为核心的儒家文化凝结与象征”，多少体现了“终极关怀”的意义。

由以上可知，儒家道德和小说叙事的演化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这种联系，有助于我们对儒家道德的认识，有助于我们对小说叙事的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