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伟：1962年至1965年，对外汉语教学似乎出现了一个小高峰，首先是汉语师资储备工作有序、有规模地进行；其次，学生人数空前高涨，四年间学生人数达3944名，超过前11年人数的总和；再者，北京语言学院于1964年成立。同年，对外汉语的第一本专业刊物《外国留学生基础汉语教学通讯》也得以问世。这些可喜的变化，有没有使人们对这门学科的认识有所促进？这段时间人们在探索和认识上有什么样的进展?
李培元：在这一段前进道路上值得一提的就是独立建校以后，从设置上改变了学科附设在某一所大学内的情况，虽然科目比较单一，但毕竟是一所独立的学校。这个时候对教学工作的领导是大大加强了。
值得一提的是，王亦山校长提出了“从实际出发，学以致用”的原则。意思是送出去的学生是要去学专业的，要能适应专业学习。但他们也有反映，在咱们这儿学的生词，有的就用不上，因为在咱们这儿学的生词，还是文学方面的词汇比较多一点儿，而理工机械制作这方面的词根本没学过。需要的词没有给他，给他的用不上，这就是教的东西跟用的东西脱节。所以王院长特别强调“学以致用”，那么就有一个基础和专业怎么结合的问题，打基础怎么结合专业？
那个时候，我记得好像是1962年，咱们学校还招聘了六位大学理工科毕业的教师。那个时候非洲留学生来得很多，文化基础达不到国内高中毕业生的水平，所以要跟着国内大学学专业，他们的文化水平就有问题，需要补课。那个时候学校真是一心一意想把预备教育搞好，尽量朝着让学生进大学学专业没什么问题这个方向去努力，所以招进了学数学、物理、化学的六位老师，一科进了两位。其中三位还留在学校，他们后来都转到汉语教学方面了，有的还很有成就。
王院长提出了“学以致用”的原则，当时我们心里也没底，你说结合专业吧，怎么结合？新来的大学理工科毕业的老师就说：“你说‘这是书’，打基础，我说‘这是氧化钠’ 不也可以打基础吗？”反正当时的争论很多，我们就想作些调查研究，学科搞了十来年了，到底培养的一年制预备留学生的汉语水平达到了什么程度？入系学习还有什么困难？困难有多大？有了调查，改进教学就有了依据。
本来很早以前讨论教学计划的时候。就有不同意见。比如说学外语，你用一年的时间来学一种外语，然后把你送到国外去学一种专业，这困难很大，时间太短。学一种外语不是那么容易的，这大家都能理解。结果就组织了四个老师，都是比较有经验的，1926年先到北大，去调查进入北大学数理化的留学生入系之后，语言能力到底怎么样，达到什么程度。
然后在1963年，又是这四位老师到清华，调查学工科——比如说化工、机械制造的留学生，到底学得怎么样。他们回来写了两份调查报告，不知道咱们资料室还能不能找到，很厚的两本，我觉得是有用的。当然现在咱们语言大学发展了，预备教育已经不是咋们唯一的任务了，但也还是一项重要任务，研究一下当时做出来的结论还是很有参考价值的。
现在我大概可以扼要地说出来的结论是：这些留学生入系之后，生活学习的语言问题大致解决了，学习方面困难比较大的是听课和阅读教材。前四周基本上是“坐飞机”，听课听不懂。但是学校配备了辅导员，辅导员在课外帮助这些留学生，也能够使他们克服困难。
这个调查报告还进行了一些分析，认为留学生听课的困难因素也比较多，一个是知识方面的困难，专业词汇量少，还有一个是专业老师的语速问题。调查报告提到，专业老师讲课的语速分三种情况：一种是讲得快，一分钟180个汉字；中等语速的老师一分钟讲150到160个汉字；讲得比较慢的一分钟大概120个汉字。还有看板书，有的专业课老师的板书很潦草，都是连笔字，留学生也看不懂。这些都造成了留学生的听课困难。
关于语速的问题，我想对我们教室上课也有普遍的意义，我们到底应该掌握一个怎样的语速才是合适的？刚开始教课，都讲得比较慢，因为怕学生听不懂，慢慢养成习惯就形成了一种慢语速。
我记得好像是1986年办过一个教师培训班，在美国、中国的汉语教师，安排我去上课，我上教材编写和教学法。我讲了几周以后，有一个中国老师跟我提出：“老师，我希望您讲得快一点儿。”这说明我的语速是比较慢的。正常的语速，像新闻联播，大概也就是一分钟180个字左右。我们当时做过一点儿统计，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音员的播音语速大概一分钟是180个字。咱们对外汉语教师呢，也应该要求自己，开始语速慢一点儿，慢慢地也应该快一点儿，这样也能训练学生的听力。
张 伟：70年代末是在什么样的情况下，提出了要把对外汉语教学作为一门专门的学科来研究？
李培元：对外汉语教学学科的建立我想有三件事起了很重要。
第一是科学院语言所在1978年召开了北京地区语言学科规划座谈会，当时咱们学校也有代表参加，是吕必松同志，当时他是院长。在会上他也呼吁，语言学界应该重视对外汉语这个学科的研究。在那个会上他的呼吁得到了大家的赞同，后来他在《中国语文》上发表了一篇文章——《北京地区语言学研究规划》，其中就谈到了对外汉语教学这个学科要加强研究。这是学术界的一件重要的事。
还有一件事是紧接着发生的，《华体会百家乐
》创刊五周年，请王力教授题词，王力教授就提了一句：“对外汉语教学是一门科学。”这是第二件事，也得到学术界著名学者的肯定、支持。
还有一件事，大概是1984年，教育部召开了一次国外留学生工作会议。在会议上，当时的教育部部长何东昌作报告，他提到了一句话：“对外汉语教学是一门新兴的学科。”这是主管教育的行政部门对学科加以了肯定。
有了学术界和政府部门的肯定，这门学科就立起来了。从那以后，在编研部的基础上成立了语言教学研究所，还有专门的出版社，等等。这门科学的发展就开始大规模地向前进了。
张 伟：从上世纪80年代中期至今，对外汉语教学以迅猛的发展速度为世人所瞩目，越来越多的学生报考与对外汉语教学相关专业的本科生、研究生及博士生，整个学科的建设呈现出一种学术视野更广、学术研究更精深、更细致的态势。是同时，我们又深感学科研究的丰硕成果似乎与实际教学是“两张皮”，直接能拿来用在教学上的科研成果似乎不太多。在您看来，问题出在什么地方？
李培元：确实，在1984年以后，国际交流更多了，国际汉语教学研究会也成立了，而且开了很多次讨论会，发表了不少论文。
你说的这个问题，我们当时在研究所也感觉到了。就是研究跟教学第一线怎样能结合得好，是很困惑的事。而且据我了解这个问题也不是咱们一个学校的事，那是其它高等学校也存在这样的问题。我只能谈谈我过去的一些想法和体会。
过去领导强调，要加强学科和教学的结合，不能是“两张皮”，互相没有联系。或者联系很少，这个是不好的。一直这样强调，但是具体措施呢？好像落实得不是很有利。
咱们这个学科有它的特殊性。比如说大学的中文系，汉语教研室的教师就自己去研究，然后把自己的研究成果拿到课堂上去，这样教学和研究就一致了。一般的大学，不管任哪门课的老师，课时都比较少，所以研究时间就很充分了。咱们的老师一般课时是12节，一个人的精力是有限的，你怎么能既参加一线的教学，一周上十几节课，然后又有时间搞科研呢？这是不太可能的事。所以后来单设立了研究机构。可是按咱们的设置，研究机构有自己的任务，有的研究课题不是真正从教学中来的。
比如那时编词典，从长远上说对教学有用，但是不能马上就解决教学中的问题。所以当时曾经设想过能不能实行轮换制，比如一线的教师，教了两三年，有一定的教学经验了，带着教学中遇到的问题，到研究所去作些研究；然后研究所的同志，过两三以后到一线去教一段书。但这种比较理想的方法实施起来有一定的难度，因为每个人手里都有自己的任务，你让他放下任务去做别的工作，一个是他自己感觉有事情没做完，有心事压着似的不放心；再一个从研究所领导方面讲，这影响到所里的工作进度。反正这是一个比较复杂的问题，应该解决，但是还得领导下决心，“抓不仅等于不抓”。当然，我只是说当时我的理解，现在的情况我不了解，所以也只好不说。
张 伟：由于英语作为外语教学经历了上百年的历史，因此他们的理论、模式相对成熟，我们该如何借鉴，又如何形成我们自己的汉语作为第二语言教学理论？您认为形成汉语作为第二语言教学理论的突破口在哪儿？
李培元：这个问题我也只能谈谈我的一些想法，过去在岗位上时我也思考过。在工作岗位上我也是兢兢业业，但不足在于科研方面。有的同志就教学当中出现的问题加以研究，写出了汉语语法方面的专著，我自己觉得我在科研方面做得很差，没有利用在职的时候集中力量编出一些语言对比的精品教材。
我感觉到我们学科建设的大方向应该特别强调针对性，不同国别的学生学汉语有他的特点和难点，也有共同的问题。比如日本人学汉语，汉字不成问题，而英美国家的学生学汉字是个大难点，这就是很大的不同，所以应该特别强调针对性，强调语言对比。
我在职的时候编《基础汉语课本》，如果利用当时编研部的人力资源作出一个规划，把英语很好的老师集中起来，编一套针对英美国家留学生使用的教材，编一套针对日本留学生的教材，编一套针对法语留学生使用的教材……我知道现在咱们每年出的新教材不少，但真正建立在对比语言学基础上的精品教材对提高学科的水平、扩大咱们的影响是很重要的。现在的情况我不了解，主要是我觉得自己当时应该向领导建议做。但是却没有做。我们那个时候老说：“不能让学生吃大锅饭，得给学生开小灶。”这就是让学生用有针对性的教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