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本文摘自上海外国语大学东方语学院波斯语专业主任刘慧副教授在“后疫情时代的中伊汉学与文化发展论坛”上的发言稿。
“后疫情时代的中伊汉学与文化发展论坛”由华体会体 、伊朗驻华使馆、阿拉麦塔巴塔巴伊大学、德黑兰大学、圣拉兹大学主办，华体会体 一带一路研究院承办，中国文化译研网（CCTSS）平台支持，自6月23日起共举办了四场主题会议,来自中伊两国高校的18位学者发言在会上提出真知灼见，共商后疫情时代两国人文交流未来趋势、“一带一路”背景下的汉学发展，以及“中国学”与“伊朗学”研究。
本文作者
刘慧
近二十年中国的波斯文历史宗教文本研究
伊朗学研究在中国已有百年历史，但快速发展则是在1979年中国改革开放之后。伴随着中国走向世界，中伊政治、经贸关系日趋密切，两国学者在人文领域的合作交流越来越频繁和便利，中国的伊朗研究也步入了全面发展时期，主要集中在伊朗历史、宗教、核问题、能源、经济发展、文化、国情、国际关系和波斯语教学等领域。今天我将为大家介绍中国的伊朗学研究中比较薄弱但是近年来越来越受到中国学者重视的一个领域：波斯语历史宗教文本研究，以及我个人正在研究的项目。
当代中国伊朗学研究发展的70年里，关于伊朗历史与宗教的研究硕果累累，但是基于波斯文文本研究的成果屈指可数。究其原因，主要有二：一，文本研究建立在对文本语言的牢固知识的基础上，要求研究者精通波斯语，研究古代与中古文献的还必须能解读古代波斯语和中古波斯语。虽然1957年北京大学开设波斯语，开始了中国波斯语人才的系统培养，但是直至20世纪末，中国懂波斯语的学者的研究内容基本集中在文学、历史译介和语言教学。二，文本研究是建立在文献学基础之上，历史、宗教文本的研究需要研究者掌握文本校勘学、语文学、历史学、宗教学、考古学、哲学等人文学科的专业知识，而这些学科领域的学者懂波斯语的实属凤毛麟角。
从20世纪末起，以王一丹博士为代表的中国波斯语学者开始研究伊朗波斯语历史著作中涉及中国的文献，越来越多的波斯语本科毕业生选择在国内或赴海外攻读语文学、宗教学、历史学研究生，拓宽研究领域。同时，伴随着波斯语教学在中国的逐年繁荣，历史学界的学者也获得到各高校学习波斯语的机会，促成了学者间的跨学科合作。这些变化都为波斯语历史、宗教文本的研究创造了条件。
近20年里，中国学者研究的波斯文历史、宗教文本基本分三类：1、波斯语历史著作中涉及中国的资料；2、明清时期流传于中国、对中国伊斯兰教哲学体系构建产生重大影响的波斯语宗教文本；3、新疆发现的波斯文手抄本。
一、波斯语历史文本研究
中国学者对波斯语的历史文本研究集中在蒙元史的研究。历史学领域的学者中，南京大学历史学教授刘迎胜是中国最早专攻波斯语史料的学者之一，尤其关注波斯语在13-15世纪欧亚大陆作为通用语的地位，他对中国明代官办波斯语教材《回回馆译语》和《回回馆杂字》进行校勘研究，逐字将波斯语原文进行拉丁转写并注释。
伊利汗国宰相拉施特编纂的波斯文历史文献对研究蒙元史具有重要的意义，深受中国学者的关注，尤其是《史集》。《史集?中国史》是世界上第一部以非汉语书写的较完整的中国史，王一丹教授在其专著 《波斯拉施特 <史集?中国史> 研究与文本翻译》(2006)中将波斯语原文翻译为汉语，并做出了精湛的校勘与注释。值得一提的是，王一丹教授是中国第一位从事伊朗历史文本校勘研究的波斯语学者，最近完成了拉施特的另一史学著作波斯文《五族谱》的整理与研究。
近年来，主要的《史集》研究项目还有内蒙古大学朝克图教授的《元代波斯文蒙古史史料研究：拉施特<史集 部族>》(2008)，沈阳师范大学魏曙光博士的《波斯文<史集 成吉思汗纪>整理与研究》（2015）。这两位研究蒙元史的学者通过波斯文与蒙古文资料的互勘来解决蒙古史中的问题。魏曙光博士还基于波斯语史料《史集》和《世界征服史》讨论蒙古帝国前期史，出版了专著《域外文献与蒙古史研究》 (2018)。复旦大学的刘震教授以梵文-汉文-波斯文对勘的形式研究收录于《史集?印度史》中的波斯文本《弥勒授经纪》（2017）。拉施特其他有关中国的著作也为中国学者所关注。北京大学时光博士的《<伊利汗中国科技珍宝书> 校注》 (2016) 涉及到了波斯语、古汉语、中医脉学、音韵学、以及历史学的范畴，对中外交流史研究、中医史研究有着重要的意义。中国社科院陈春晓博士正在对拉施特关于农业的著作《迹象与生命》进行译注与研究，并全面梳理书中有关中国植物的记载。他还利用波斯语史料 《世系汇编》 和 《武功纪》，研究伊利汗国成立前后伊朗与汉地的关系。
除了拉施特的史书之外，伊利汗国历史学家哈山尼所著的《完者都史》对研究蒙元史也具有重要的意义，复旦大学青年学者邱轶皓正在对《完者都史》进行译注与研究，该项目获得国家社科基金冷门“绝学”专项资助（2019）。同样获得国家社科基金资助的还有北京大学青年学者刘英军的《波斯史诗文献里的中西交通研究》（2019）。
2005年，陆瑾博士在德黑兰大学以穆罕默德?扎芒的波斯文手抄本《中国纪》为研究对象完成了博士论文《利玛窦〈中国纪〉波斯文本研究》，该论文于2008年正式出版，荣获“伊朗第九届国家手抄本保护者奖”。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注意到，在王一丹教授的影响下，越来越多的波斯语学者参与到波斯文历史文本的研究中，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
二、波斯语宗教文本研究
相较于历史文本的研究，近20年来波斯语宗教文本的研究者和研究成果都屈指可数，基本集中在对明清时期流传于中国、对中国伊斯兰教哲学体系构建产生重大影响的伊斯兰教典籍的研究上。
波斯语伊斯兰教经籍在中国的流传历史悠久，但是由于多数散落在民间，至今未有完整的梳理。我们所能看到的最早经过系统整理的流传于中国的波斯语经书和文本资料目录由18世纪的穆斯林学者刘智完成，他的两部《采辑经书目》提供了66种十八世纪中国常用阿拉伯文、波斯文著作的简要目录。此后，在中国国内一直未有新的目录出现。兰州大学丁士仁教授从2013年起开始进行中国阿拉伯语波斯语文献整理与研究，收集到300多种文献，其中包含相当数量的波斯语手抄本。
波斯文的伊斯兰教典籍，尤其是“波斯四书“ ——贾米的《勒瓦一合》与《额史尔》，纳萨非的《默格索徳》和拉齐的《密迩萨德》是中国伊斯兰教经堂教育的重要读本，由明清时期的中国穆斯林学者翻译成汉文。鉴于贾米作品对中国的伊斯兰哲学体系构建的重要影响，北京大学沈一鸣博士和上海外国语大学刘慧博士分别从语文学和宗教哲学的角度对贾米的《勒瓦一合》与《额史尔》文本与刘智、舍起灵的译本进行对比研究，发表了各自的研究成果：沈一鸣博士的英文论文“Chinese Islamic Texts Studies in the Seventeenth and Eighteenth Centuries: A Case Study of Chinese Translations of Jami’s Persian Sufi Prose”（2015），刘慧博士的专著《丝路文明对话 刘智对贾米思想的诠释》（2017）。中国社科院的元文琪研究员近年来一直致力于《勒瓦一合》的全本翻译工作。
近年来，中伊两国学者开始联手研究中国清真寺里保存的波斯文古碑铭。王一丹教授等中国学者与伊朗学者乌苏吉教授和英国学者莫尔顿教授合作释读杭州凤凰寺所藏的明代波斯文碑铭，成果发表在《杭州凤凰寺藏阿拉伯文、波斯文碑铭释读译注》（2015）一书中。
三、新疆发现的波斯语手抄本研究
新疆发现的波斯语抄本分两类，一类是吐鲁番出土的文书，目前大量收藏在德国、日本和英国，包括摩尼文古波斯语文书、摩尼文中古波斯语文书、古波斯语文书、中古波斯语文书。外国学者对这些文书进行了全面而系统地研究，但中国学者在该领域的研究非常少。目前北京大学的博士后胡晓丹正在对2016年新出土的摩尼教中古波斯语文书残片进行释读，发表了两篇相关论文。另一类是20世纪初欧洲传教士在新疆购买收集并带回欧洲的波斯语手稿和文书，例如由瑞典隆德大学图书馆特藏部保存的“雅林收藏”手抄本。“雅林收藏”的这批有关新疆的历史文献时间跨度是16世纪至20世纪初期，共600余函，语种包括察合台文、维吾尔文、波斯文、阿拉伯文等。中国学者组成项目团队对“雅林收藏”的抄本进行研究，我负责主持整理、研究其中98函波斯语抄本。这些抄本涵盖语言、文学、宗教典籍、宗教法律、民俗等领域。
2019年8月我赴隆德大学收集“雅林收藏”中的波斯语手抄本，共获得其中57个可用抄本的全本。目前正在对这57个波斯语及含波斯语的手抄本进行梳理，包括每个文本的标题、作者、内容简介、抄写时间，确认其在伊朗是否有原本。下一阶段，将对其中的重要文本进行解读与研究。
全部98函文本简况如下：
从表上我们可以看到，16-20世纪初，中国的新疆地区流传着大量的波斯语文学、宗教作品和字典，如鲁米、哈菲兹、内扎米的诗歌，贾米等宗教学者撰写的苏菲哲学名著，波斯语字典等，这些都是中伊文化交流的历史见证。
无论是吐鲁番波斯语文书还是民间流传的波斯语手抄本，由于手写和多语种混合的缘故，解读和校勘是非常繁重和困难的工作，尤其需要伊朗学者的合作，而到目前为止，中伊两国学者在该领域的合作非常匮乏，我们有必要认真地思考与筹划在抄本领域合作，让这些历史见证早日为世人所了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