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10月27日下午，“未来—华体会体 文化青年学术沙龙”系列活动第三期在综合楼清常厅举行。本期学术沙龙的主题是“文学经典阐释中的整体观照与文本细读——以清末民初报刊小说‘笔说’《聊斋》为例”，由华体会体 中华文化研究院王金花老师主讲，陈皛老师担任主持人，陈民镇老师和丁珂文老师为评议人。王老师的报告以清末民初报刊小说中的“笔说”聊斋为研究对象，大体上分为两个模块，一个是整体关照，一个是文本细读。

一、整体观照

在清末民初这样一个特殊时期，处在新旧交替的节点，文学经典的接受与阐释，在保留旧文学传统的同时，随着社会背景和文化生态的改变，亦出现了一些新的内容。

首先，我们要界定一下 “经典”这个概念，詹福瑞先生在《试论中国文学经典的累积性特征》一文中曾经指出，“一般认为经典是文本本身，但是从阅读与接受的角度来看，经典应该包括经典文本，以及对经典的阐释文本。”就此而言，“经典可分为原生层和次生层，次生层包括整理与注释、文本评点等”，这是詹福瑞先生的界定。在王金花老师看来，《聊斋志异》作为文学经典，除了詹先生提及的这些之外，还可能有一些其他文学样式的改编，比如评书、戏曲甚至影视作品；此外，还有翻译、仿作、续作，甚至一些翻案（或称反案），都可以作为阐释或者接受的案例。注释、评点和原作的关系更密切，而改编、仿作、续作与原典的紧密度相对来说没有那么高，但对文学经典的传播与接受来说，都有整体的推进作用。

蒲松龄人物画像

《聊斋志异》的阐释或者接受有两个向度，一个是精英文化圈，一个是平民文化圈。比如但明伦在《聊斋志异》评点史上是比较有名的，他认为可以从《聊斋》里面学到很多“为文之法”。从文法这个角度来看的话，只有秀才以上的程度才能够看下来。当时还有一些士子给《聊斋》作了注疏，一般给儒家经典作注疏的比较多，但是《聊斋志异》作为小说，这种现象就显得比较特别。因为当时的士子将其作为“研文之助”，具有 众体皆备的特点，“胎息《史》、《汉》，浸淫晋魏六朝，下及唐宋”。

《聊斋志异》的传播路线，经历了稿本、手抄本、刻印本、注评本再到绘图本，接受者刚开始是小范围内的同邑文人圈，然后一步步扩大，直到深入平民文化圈。清末民初《聊斋志异》在平民文化圈的接受与传播，有一个很重要的艺术样式，就是评书《聊斋》，而“笔说”《聊斋》，意思仿照评书体的形式，连载在报刊附张上的小说系列。清末民初的评书《聊斋》，有过一段很兴盛的时期，但是现在材料留存的比较少，“笔说”《聊斋》以文献材料的形式很好地展现了清末民初平民文化圈对《聊斋志异》的接受情况。这当时刊载这些小说的报刊，除了《北京新报》以外，还有《京话日报》《群强报》《实事白话报》《白话国强报》《北京商业日报》等。这些报纸以小报居多，很多印刷质量不高，但是在当时的影响力却不可小觑，一般群众爱看。

文学古籍刊行社 1955年影印《聊斋志异》手稿本

王老师选取了“笔说”《聊斋》系列其中两个系列“评讲聊斋”和“讲演聊斋”作为个案，对“评讲”与“讲演”的异同作了比较，并着重探索了从“评讲”变成“讲演”的原因，其中有一个很重要的契机在于当时的通俗教育以及通俗教育的利器“通俗讲演”，从当时的社会背景与文化生态出发，整体观照此系列小说出现的原因。

当时的国民教育还没有普及，应急的方法就是通俗教育。通俗教育有一种方式就是宣讲。宣讲或称演说、讲演，形式上契合了当时“京师之民”爱听“书词小说”的习惯，收到了比较好的效果。当时的通俗教育研究会专门设立了三股，有讲演、小说和戏曲。而 “笔说”《聊斋》系列小说，将通俗讲演和小说要素结合，受到了底层民众的欢迎。“笔说”《聊斋》作为通俗教育的蓝本，寓教于乐，目的在于引人入胜，让读者在对小说产生兴趣之外，然更多地去关注报纸、关注时事。为了达到这个目的，“笔说”《聊斋》还对小说作了一些改编，改编策略有三种：第一是插话体，指出要分清楚“事迹”与“文笔”。第二是通俗而不媚俗，对于一些迷信，还有淫邪、有害世道人心的地方，坚决不做铺叙或者点染。第三是“古事今说，今事古比”，跟现实紧密的结合在一起，作者不忘报人的职责，还多次为社会底层的民众发声，即所谓“达民隐”。

《聊斋志异》稿本

“笔说”《聊斋》系列小说出现，有必然性和偶然性，必然性是文本本身的可取之处，以及与民众阅读喜好的契合。从偶然性来说，一方面有评书《聊斋》的影响，也有阐释者的个人偏好，阐释者喜欢《聊斋志异》的辞藻和文笔，所以他会选择这样的个案来作为通俗教育的蓝本。

二、文本细读

文本的阐释，跟阐释者本身的阅历或者学识都有关。比如《考弊司》里提及的一个妓女叫柳秋华，阐释者认为是指明她是残花败柳的意思。还有《方鸿渐》一篇，阐释者认为“鸿渐”之名隐用《周易》的“渐”卦，并从整篇小说的篇章结构出发，用“六爻之辞”解读了他的人生际遇。

在运笔叙事方面，阐释者不止一处说到“左氏笔法”，认为“《聊斋》脱胎《左传》《离骚》处很多”。比如“蒲先生的聊斋，近于左氏笔法，无非由一点儿真事真人，就铺张开啦，要说是篇文字则可；或当一出闹戏儿的看也可”。像《左传》“触槐自杀”的情节，还有很多密室谈话，其实都是生无旁证，死无对证的，要说记言并不确切，按钱钟书《管锥篇》中的解读，是“盖非记言也，乃代言也”，“左氏设身处地，依傍性格身分，假之喉舌”，是一种代言。钱钟书也认为这种代言，“谓是后世小说、院本中对话、宾白之椎轮草创，未遽过也”。代言体需要作者设身处地，从这个方面来说，《聊斋志异》作为小说，跟《左传》有相通的地方。

有研究者认为但明伦用八股文法来评点《聊斋志异》，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八股文的一个重要原则就是“代圣贤立言”，这样的代言体、入口气，与小说、戏曲的创作方法也有相通之处。

蒲松龄《聊斋志异》手稿之《聊斋自志》

除了小说、戏曲、八股文在代言上的相同之处外，当时的小说与古文、时文与古文，乃至小说与时文、古文都有一些相通的因素，张云龙的《清初散文三家研究》就提到“以小说为古文”，其中一个重要的例子就是韩愈的《毛颖传》，就是为毛笔立传，而文体上是古文。

而时文方面，“时文”是一个相对的概念，而到了明清时代，产生了专门的内涵，就是八股文。“笔说”《聊斋》的阐释者用八股文的文法来评点《聊斋志异》，是与当时明清两代时文与古文、小说与时文等不同文体相互渗透等现象密切相关的。王水照先生在《历代文话·序》中指出，“明清两代是我国文评之大繁荣时期”，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受时文（八股）兴盛之刺激与驱动”。读书人写文章、考科举，得时时揣摩时文，学习各种各样的章法或者文法，市面上总结八股文法的著作也很多，作者在进行创作时，也会有不经意的相互渗透。

“评讲聊斋”作者尹箴明在评《聊斋志异》中的《婴宁》篇时，说“段落文气很好，可以当古文读”，可以看出小说与古文的联系；但是他又用八股文法来解读文本，比如：“这一段书，蒲氏立意，以《关雎》乐而不淫为旨，以‘花’‘笑’二字为线，在文法名为‘双线穿针’”。八股文的第一段就是破题，用一句话来简单概括这个题目的主旨，而“双线穿针”以及后文提到的“胎”“眼”“宾主”“回映”等等，都是借用了八股文法的相关术语。从这个层面上来说，又将小说与时文、古文等勾连了起来。

对于八股文法在小说点评中的体现，王金花老师认为是值得关注的。“以时文为小说”“以古文为小说”的阐释，都值得我们思考。

戴敦邦绘婴宁

王金花老师发言完毕后，陈民镇老师和丁珂文老师对此次讲座做了评议。陈民镇老师提问：除了“笔说”《聊斋》之外，当时是否还存在其他经典进入通俗讲演？在所有讲演题材中，“笔说”《聊斋》居于何种地位？“笔说”《聊斋》是否达到了开启民智的预期目标？丁珂文老师则基于文艺学领域研究对王老师的报告进行了跨学科的理解和补充。

丁老师提到雷蒙德•威廉斯“文化是一种生活方式”的观点，看报听书是老北京人茶余饭后的一部分，这个行为透视了一个民族的文化心理。丁老师还提到了霍加特的研究，上个世纪三十年代英国工人阶级通过收音机和报刊接受通识教育，与清末民初的《聊斋》讲演活动有相通之处；并从《聊斋志异》域外翻译传播中“观风俗”的角度为本次报告提供了一个新的研究视角。丁老师提到，通过民众的文娱活动，研究者可以探究其背后深层次的文化、阶级与社会问题。王金花老师对这些问题都做了回应和交流。

主讲人简历：

王金花，华体会体 中华文化研究院讲师、硕士研究生导师。北京师范大学中国古典文献学专业博士，主要研究方向为元明清文学文献。近期关注晚近报刊所载文学文献，承担北京市社科项目一项，整理出版了《评讲聊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