讲座伊始，陈老师先为大家介绍了“简”“牍”“帛”“简帛学”的内涵，使听众对简帛文献有了直观的印象。陈老师指出，简帛学一般分为书籍和文书两个研究方向，他的讲解主要围绕简帛书籍展开。简帛书籍年代久远，主要包括战国楚帛、秦简牍、汉简帛。

战国简帛中长台关楚简中发现了周公与申徒狄的对话内容，慈利楚简中有与《国语》等典籍相关的文献，郭店简包含《老子》《太一生水》等文献，上博简的内容则涉及儒家、诗赋、子书、数术等方面。2008年入藏清华大学的清华简内容丰富，有待于进一步整理刊布。此外夏家台简牍、安大简、龙会河北岸楚简也在研究中。

秦简牍主要包含睡虎地秦简、放马滩秦简、岳山秦牍、王家台秦简、周家台秦简、岳麓秦简、北大秦简等数批。1975年发现的睡地虎秦简中除了有司法文书等内容外，尚有《日书》《为吏之道》等材料的记载；2020年入藏北京大学的北大秦简则包括《从政之经》《教女》《制衣》《算书》等文献。

相比于楚、秦简帛，汉简帛成果颇丰。因此，陈老师分享了汉简牍研究方面的一些现状。1959年磨咀子东汉墓中出土了武威汉简，武威汉简出现了《仪礼》等内容。山东临沂出土的银雀山汉简中则出现了一些可与《孙子兵法》《孙膑兵法》等古书相对照的文献材料。1973年马王堆汉墓惊艳了全世界，除了千古不朽女尸的出现，大量帛书的出现，则为现代人进一步了解汉人架起了一座桥梁，《老子》《五行》《十问》等文献重现人间。定县汉简、阜阳汉简、张家山汉简、悬泉汉简、尹湾汉简、虎溪山汉简的相继出土，使汉简帛的内容愈加丰富。2009年入藏北京大学的北大汉简，包括《老子》《苍颉篇》《周训》《赵正书》《妄稽》《反淫》《儒家说丛》《阴阳家言》《日书》《节》《雨书》《堪舆》《荆决》《六博》以及古医方等文献。2011年发现于江西南昌西汉海昏侯墓，一些内容可与《诗经》《春秋》《论语》《孝经》《礼记》《大戴礼记》等古书相比照，另有子书、六博、方术类文献以及《子虚赋》《葬赋》等辞赋。可以说，汉代简帛文献在一定程度上是后人追溯汉代政治经济文化的重要方式。梳理完各时期代表性简牍，陈老师深入剖析它们的文学文化价值以及和其他学科的互证。

学术沙龙的第二部分，陈老师谈到了简帛文献与文学、史学、哲学、思想、数术方面的关联研究，从更宏观的视角向大家呈现简帛文献的丰富内涵。在文学领域，安大简、夏家台楚简、海昏侯墓简牍以及阜阳汉简中均出土了《诗经》文本，其中安大简与夏家台楚简的材料是战国时期的《诗经》文本，弥足珍贵。海昏侯墓简牍和阜阳汉简则是汉代文本。作为补充，与《诗经》相关的文献则有上博简《孔子诗论》《采风曲目》《逸诗》以及清华简《耆夜》《周公之琴舞》《芮良夫毖》等。《楚辞》、汉赋、韵文、小说、文论等在简帛中也多有发现，这些文献的出土，一方面可以帮助学者了解先秦文字通假、用字习惯，另一方面促进了文献不同流传系统的研究。

陈老师继而讲述了简帛文献在史学研究中的价值。郭店简《唐虞之道》、上博简《子羔》《容成氏》以及清华简《保训》诸篇，启发学者重新反思尧舜史迹与禅让传说。楚简所见“三楚先”（老童-祝融-鬻熊），引发楚人先公的探讨，尤其是鬻熊、穴熊是否一人问题，赖新材料（清华简、安大简）得以有定谳。清华简《厚父》涉及夏朝史事，提供了有关夏朝的新线索。此外，《容成氏》所见“九州”等地理问题，曾引发热烈讨论。《容成氏》以及清华简《尹至》《尹诰》《汤处于汤丘》等，提及商汤伐桀的路线以及商汤居地等问题。

春秋战国时期是中国思想大爆发的时期，百家争鸣成为当时时代的一大特征，出土的简帛文献中对当时的思想文化也有各种各样地记述。1998年郭店简的正式刊布，楚竹书的思想史研究成为热点。郭店简《五行》成为学者热议的对象，《性情论》也是学者关注的话题；道家学说方面，郭店简《老子》公布之后，《老子》成为学者热议的对象，《太一生水》作为新见道家文献，也引发学者的浓厚兴趣。上博简《恒先》《凡物流形》《三德》诸篇以及清华简《汤在啻门》《汤处于汤丘》诸篇的问世，黄老的宇宙论和政治思想研究成为焦点。陈老师还强调，日本学者比较注重思想史研究，欧美学者亦多有关注。

数术也是先秦秦汉思想研究的重要方向，但相关文献少有流传至今，出土简牍中呈现的大量数术类文献，诸如日书、历书、占书、梦书等则可弥补这一缺憾。由于种种历史现实的原因，数术类文献的研究相对滞后。饶宗颐、曾宪通、李零、刘乐贤等有开拓之功，晏昌贵、孙占宇、程少轩等亦多有创获。夏德安（Donald Harper）和马克（Marc Kalinowski）主编的Books of Fate and Popular Culture in Early China: The Daybook Manuscripts of the Warring States, Qin, and Han（2017）一书汇集了中外一些重要数术研究者的成果。

陈老师在第三部分开始前引用常森教授在《安徽大学藏战国竹简（一）》发布会上的讲话作为开场白，与与会人员交流讨论当下简帛文献研究的价值和意义。陈老师认为简帛文献可以成为传世文献的重要补充，在这一问题上，陈老师借助《〈孟子〉引〈书〉与清华简合证——兼论晚书的性质》作了详细的分析汇报；其次，陈老师建议平常心态看待简帛文献，不宜过度夸大其价值。

陈老师做完汇报之后，刘青海老师与谭惟老师进行了评议。

刘青海老师对陈民镇老师介绍的简牍研究现状表示浓厚的兴趣，并引用陶渊明《饮酒》诗序中“辄题数句自娱。纸墨遂多。辞无诠次。聊命故人书之。以为欢笑尔”，指出其中包含着书写载体的变化问题。上博简是否可靠？其中有关赋简的解读，目前看在文献考古界还存在相当的分歧，这给一般的古代文学研究者利用简牍成果造成了困难。陈民镇老师对此作出了回应，介绍了清华简整理的基本情况，整理成果经过集体反复讨论而来，基本上体现了学界共识。刘老师认为，文学研究的推进，出土文献功不可没，但文学研究者在利用最新的出土文献时研究成果时，宜持谨慎态度，大胆假设，小心求证。

谭惟老师对陈老师《孟子》断句的修正提出了自己的看法，谭老师更倾向于汉儒赵岐的断句方案，并提出考证之学应该更加尊重义理之学。例如孟子思想特别强调“仁政”、“以民为本”，如果将《孟子》中的“宠”和“四方有罪无罪”从考据上新证为“惩治四方罪犯”，在义理上并不符合孟子的思想，所以这是不妥当的。再如，陈老师依据考据推断“《孟子》引《书》中的‘师’当即‘太师’的省称，系辅弼君王的三公之首”，谭老师则认为“师”不是特指“太师”，而是指中国传统政教体制“君师一体、政教合一”下辅助“君”的各级行政官员，“师”应是官的总称。陈民镇老师在听完谭惟老师的观点后，也给出了自己的回应。

针对“汉学家们是否对相关研究有争鸣的现象”这一讨论，陈老师则发表个人的看法，他指出自己本人也或多或少的受到汉学家的影响，但有时候汉学家对待中国古代文本可能会存在一些的隔膜。如柯马丁和宇文所安等学者强调通过口头传统来理解《诗经》，安大简的材料则说明先秦已经有《诗经》的写本。

此次讲座中，陈老师将一个尘封已久的特定研究对象引入在座师生的视野，将简帛研究和各学科巧妙串联，转变关于简帛文献固有的敬而远之的观念，同时鼓励在座各位从自己的研究领域和出土文献产生联系。陈老师的讲解获得了广泛的互动和回应，受到在场师生一致好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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